被大人物看重的‘红人’在外头别人撅了,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,从哪儿跌倒,就从哪儿爬起来;从哪里被撅的,就要从哪里找补回来。
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,在‘国党’现阶段的‘盟友’名单中,敌人只有一个,直系军阀,也就是以曹锟为首的,以吴佩孚为主要帮凶的直系军阀头子。
除此之外,一切都是可以团结的盟友。
比如下台的段祺瑞;在湖北老家当财主,不打算出山的黎元洪;或者是在东北积蓄势力的张作霖;还有政治相对开明,资金充裕,实力不断提升的浙江……都算是盟友。
可有多少人会认可这种盟友关系,就很难说了。
至少,就段祺瑞那样的性格,是绝对不会把‘国党’当成盟友的,假如段祺瑞再次上台,大权在握的话,‘国党’肯定是他第一个要剪除的对象,或者其在段祺瑞心目中的危害仅次于已经羽翼丰满的张作霖。总之,‘国党’在民国政坛执政党的眼中,并不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合作对象。倒是在野党可以利用的对象。
虽说‘国党’内部很希望从浙江找回面子来。
可面对蒋百里,说他不懂军事?
真要敢这样说,‘国党’上下估计也会心慌的。毕竟,这话蒋百里可以嚣张的对孙大先生说:你和你的手下,都不是干军事的料。
可是‘国党’上下却难以反驳。
至于要和王学谦翻脸,这可真的想多了,浙江军政府的实力,在整个南方。乃至整个民国的省一级的行政区域内,是一等一的强。要不是王学谦不愿意在军队上投入太多,军队扩编太快的话,说不定在长江以南都能听到王学谦的声音。
王学谦和他代表的浙江军政府的官员,无法成为‘国党’泄愤的目标。自然需要有一个替代者。
而且这个替代者的地位不能太次,让人失去欺负的乐趣。
最好‘国党’转移的目标能够吸引足够的活力,还能和肇事者蒋百里有些关联。
于是‘国党’上下一直认为,梁启超是一个很好的对象。
说起梁启超,就不得不说他和‘国党’之间的隔阂,或者说仇恨。主要还得从十五年前说起。当时在日本,华夏的留学生总数已经超过了3000人,甚至更多。这些人是整个华夏的希望种子,是精英阶层的一份子。按理说,梁启超等人是坚定的保皇派。是改革派,在清朝还是皇帝为元首的时代,是不该被驱赶去除,在国内成为通缉犯的。
很不幸的是,清朝末年,皇帝说的话,不算数。
牝鸡司晨也好,遮云蔽日也罢。总之,当时的清朝是一个女人说了算。
于是,以推翻皇权为己任。驱逐清朝统治者为政治目的‘同盟会’;还有支持皇帝的统治地位,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党,在日本胜利会师了。当然,在国内,他们的身份都是通缉犯。同是天涯沦落人,这时候如果能够合作。势必会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。
不过双方并没有打算互相妥协,反而发动了争夺华夏留学生的战争中。胜利的一方。将获得政治上的莫大荣誉,并积聚大量的人才。而失败的一方。就只能灰溜溜的离开。
政客们都知道,单打独守是没有前途的,想要发展壮大,就只能拉帮结派。以保皇党首位的梁启超等人,主张皇帝没错,错的是制度,只要制度完善了,华夏一样能够成功,这种说法有很多人支持。毕竟皇权虽然没落了,清政府的名声已经声名狼藉,但参照英国、德国和日本,这种说法还是非常有市场的。总所周知,这些国家都是君主立宪,也是世界一流的列强。
可孙大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不这样看,认为华夏最大的问题就是皇权,因为满清的皇帝,不能代表华夏的根本利益。
双方在皇权,这个问题上激烈的辩论。
在国家孱弱,民族有覆灭的威胁的时候,连义和团运动都能当成救国的良药,更加激进的一方显然更有优势。
作为双方的机关报,《民报》在节节胜利,不断的压制了保皇党机关报《新民丛报》的生存空间。实际上,两家报纸的发行量都可怜的很,因为这是在海外发行的中文报纸,面对的群体只有几千人的留学生团体。这样的规模甚至不像是报纸媒体之间的争斗,更像是私底下的小抄比拼。
失去了政治声望的保皇党虽然失败了,但是在民国建立之后,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并没有沉默下去,反而被袁世凯等执政者重用,反倒是打赢了舆论战争的‘国党’一直延续着乱党的身份。
气节!
就成了心有不甘的‘国党’报人对保皇党,乃至梁启超攻击的唯一手段。
有前因,有后果,蒋中正被奚落,甚至在浙江被羞辱,立刻引起了‘国党’核心圈子的高度重视。当然这种重视是将一个已经消声灭迹多年的仇人引出来了。
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,梁启超很不厚道地嘲笑了一把孙大先生在广州被追随者变节追捕,狼狈逃跑的事实。连娇妻都不管不顾,只顾自己逃命的事实,就差指着孙大先生的面骂道:你这衣冠禽兽……当时刚刚逃到上海,还惊魂未定的孙大先生从报纸上看到这么一则报道,当时就气晕过去了。要是孙大先生的身体出了状况,还没有成气候的‘国党’,说不定就化成一缕青烟,消散开了。
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起到孙大先生对‘国党’的作用,这就是精神领袖的魅力。
新仇加旧恨,让‘国党’核心阶层立刻将矛盾对准了梁启超,这个时不时抽冷子让‘国党’很难堪的家伙。
‘国党’上下同仇敌忾,以至于让原本给‘国党’丢了人的蒋中正也感到很奇怪,因为他在进入莫里哀路花园洋房,也就是孙大先生的寓居的时候,和他向来不假辞色的汪兆铭,竟然抿着嘴,一副有难同当的样子对蒋中正说道:“介石,你的敌人,是我们共同的敌人,他对你的中伤,丝毫不减我们之间的同志情谊!”
言下之意就是,兄弟,不要灰心,看我们的。
老蒋脸上如同翻开的酱缸似的,五颜六色的,他心说:“我们有这么熟吗?”
更何况自己给‘国党’丢人是不争的事实,可怎么听汪兆铭的话,似乎自己不是出一趟远门,把脸让人用大巴掌抽肿了似的。反而像是做了一次了不起的工作似的?
这种疑惑在戴季陶的解释下,蒋中正才恍然大悟。
‘国党’在广州一役,锐气尽失,来到上海之后,虽然积极的和陈炯明的部下之间沟通,希望获得支持,将陈炯明在广州的政府推翻,让‘国党’可以重新主政广州。可惜,一来两地交通不便,消息传递受到地域的限制;二来陈炯明加强了戒备,不太好下手。无所事事,又遇到士气低弱的‘国党’核心们觉得如此下去,人心就要散了。
需要给自己竖立一个敌人,这个敌人必须具备如下几个特点:第一,实力要弱,不能得罪地方强权;第二,不能在受到‘国党’最后的大本营可能被威胁的对象,比方说王学谦和卢永祥,派兵来上海,绝对能让‘国党’鸡飞狗跳;第三,不能让盟友难堪。
想来想去,就梁启超最适合。
‘国党’都知道,梁启超对‘国党’是横挑鼻子竖挑眼,非常看不惯,反之亦然。
而攻击梁启超还有一个好处,不管是孙大先生,还是梁启超,都是在民国的年轻人中拥有大量的拥趸的人物。双方的舆论战,很容易将‘国党’引为焦点,获得更多的支持。其次,梁启超这个人是有缺点的,而且缺点很大。
支持清政府,支持光绪,戊戌变法失败之后,逃到了日本。但随后清政府宣布准备立宪,他在日本坚决支持……辛亥革命之后,梁启超长期担任袁世凯、段祺瑞政府的高官。在‘国党’的眼里,这家伙是统治阶级的‘走狗’,是最凶恶的敌人,是要被打倒的对象。
当然,梁启超也不是一味的支持强权,他也反对袁世凯称帝,也反对张勋复辟。
可惜,作为政敌,敌人身上的缺点要被无限的放大,敌人身上的优点要全部忽视。
在‘国党’的宣扬下,不明真相的年轻人觉得梁启超就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墙头草,是不可信的。
躺着也中枪的梁启超,忽然发现这些天似乎周围看他的眼神多少有点怪异,当然,他浑然不知,或者装作浑然不知。看了几份‘国党’刊印的报纸才明白,原来南方的那群人又开始不安分了。
‘国党’有不少文人,写文章很顺溜。可梁启超也不是吃干饭的,他17岁就中举,一身本事都在笔杆子上,骂战一起,旁人有种眼花缭乱的感觉,大呼过瘾。
唯一看不懂的是王学谦,他原本担心蒋百里在宁波让老蒋难堪了,会造成‘国党’对浙江的攻坚,至少舆论攻坚是少不了的。可没想到的是,‘国党’竟然拐了一个弯,转手将仇恨值都按在了梁启超的头上,这让王学谦在纳闷之余,开始反思,‘国党’这么不靠谱,他和‘国党’之间的合作,是否也有可能被队友坑了的危险?()